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环境犯罪刑事

行为犯注重的是施行犯罪的动机、过程,而结果犯注重的则是是否已达成犯罪的目的。相比较而言,行为犯的规定标准是比结果犯要高的,行为犯无论其是否已造成不良影响,只要其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则会受到惩罚。那么,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为什么呢?

法益,环境犯罪,人类中心主义,刑法谦抑性

一、什么是环境污染罪

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是一条消解法益之路,它超越了我国刑法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风险刑法”所具有的反法治属性、对积极一般预防的过度依赖以及生态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的脱离现实,决定了以之为据的环境犯罪治理的早期化欠缺合理性。我国环境犯罪治理应坚守以侵害或者威胁人的生命身体等保护法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法益观,以充分实现刑法的谦抑主义。我国刑法中的环境犯罪在刑事立法上基本恪守了刑法谦抑主义,有关司法解释等对惩处的早期化也表现出相当谨慎的立场。

污染环境罪是指违反防治环境污染的法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后果严重,依照法律应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污染环境罪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罪名做出的补充规定,取消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改为污染环境罪。该罪具体的内容包括:违反国家规定,排放有害物质。

法益,环境犯罪,人类中心主义,刑法谦抑性

二、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为什么?

现行刑法以9个条文15个罪名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其在类型上分为污染型环境犯罪和破坏型环境犯罪两种;其中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和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属于污染型环境犯罪,其他则属于破坏型环境犯罪。从刑法修改的角度来看,仅1997年至今,在严密刑事法网的意义上,该部分直接变动的条文就达2/3,它们分别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环境犯罪立法修订力度为国内外所罕见。虽然破坏型环境犯罪在严密刑事法网时基本坚守了以侵害或者危害环境法益的结果发生的立场,但是最新的修正案在降低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时已经打开了危险犯进入的通道,这预示着面对环境犯罪,刑事治理的早期化趋势已然显现。在“风险刑法”理论、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生态环境理念等浪潮推动下,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观念正聚集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冲击着传统刑法的谦抑主义。

有观点认为,《解释》第1条前5项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5种行为,而后9项则将“严重污染环境”解释为9种结果。此种解释方式将行为犯与结果犯规定在同一个罪名之下,表现出了一定的糅合性。

然而,“风险刑法”理论带有一定的反法治色彩,[1]并且积极的一般预防理论与生态环境理念都存在严重的弊端,因此,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无疑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实际上,尽管《修》在污染环境罪的最新表述上采用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字样,但在立法说明中却探寻不出对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立场;同时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解释》)在污染环境罪危险犯上所体现的谨慎态度,也说明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不是对现实的描述来的预期。相反地,环境犯罪的惩处宜在传统刑法框架下恪守谦抑主义。由此,我国刑法在惩处环境犯罪上的准确立场是应当早期化还是恪守谦抑主义,就成为了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本罪是结果犯,主要理由为:第一,本罪是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发展而来,后者是结果犯,故本罪也应当为结果犯。第二,本罪的罪过形态包含过失,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第三,根据《解释》规定,第1条中后9项事实上都要求行为造成一定的结果方符合“严重污染环境”之要求。

一、环境犯罪惩处的早期化会冲击刑法的谦抑性

(一)污染环境罪是结果犯的观点值得商榷:

毋庸置疑,近几十年来科技的飞速进步推动了社会的急剧发展,相应地,大陆法系成文法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刑事立法活跃化现象。例如,日本的立法早已打破了以往的“沉默”,刑事立法进入了活跃期,“刑罚积极主义”、“政治化”等是其醒目的标志。[2]对此,我国部分学者也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代表性的有张明楷教授[3]和黎宏教授[4]。不过,在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背景下对环境犯罪立法的相关变化,与其说是在入罪化的思维模式下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如说是在入罪化的思维模式下对刑法谦抑主义的遵循。

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虽然是本罪的前身,但是立法者已对其罪名表述进行了改造,删除了“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结果犯特征性表述。这反映出立法者立法思维的转变。

我国刑法在谦抑性上的表达

2、虽然本罪罪过形态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而过失只处罚结果犯,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得出本罪是结果犯的结论。因为逻辑推理大前提中,既有故意形态,也有过失形态,上述推理有意忽略了故意形态。简言之,故意污染环境的行为也可以构成本罪而不需要污染结果。

尽管我国刑事立法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得卓有成效,但遵循刑法谦抑性,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才是我国刑事法治的应然之路,[5]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是刑法谦抑性的直观表达。可以认为,刑法谦抑性的重要内容就是限缩犯罪圈,扩张犯罪圈的犯罪化以及作为犯罪化必要内容的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会削弱刑法谦抑性,冲击“但书”条款。

3、《解释》第1条中后9项虽然要求行为对人身、财产等造成一定的危害,但并不等于本罪为结果犯。因为即使是行为犯,也要求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才构成犯罪。我们认同污染环境罪是行为犯,并不意味着任何的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的行为都构成犯罪,只有在特定的地点、超过特定的数量排放、倾倒、处置的,才构成犯罪。因此,后9项事实上是通过污染行为对人身、财产的侵害程度,体现环境污染行为的具体程度。

追根溯源,恪守刑法谦抑主义绕不开里程碑式的“一厘事件”。所谓“一厘事件”,指受政府委托栽培烟草的被告人负有将生产的烟叶全部交给政府的义务,但他却随意吸食了其中一叶——按当时的价格值一厘钱,该事件被以违反烟草专卖法而起诉,但日本大审院否定了犯罪的成立。[6]审视“一厘事件”的背景不难发现,此时的日本刑法完全继受了德国古典犯罪论体系,该体系将构成要件设定为客观、描述性、价值中立的行为外部形象,而在违法性阶层仅以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为限。并且,此时刑事诉讼法上微害不起诉及缓起诉理论尚未成型,故司法实务中该类案件一般会进入审判程序。因此,对于进入了审判程序的该类案件,若依据古典犯罪论体系严格入罪,则会限刑法于苛严之泥潭,也会破坏刑法作为维持社会秩序之最后手段的有效性,并抵触自罗马法以后就形成并逐步为各国法律实践所遵循的“法不关微事”、“法官不管小事”等理念。于是,为克服古典犯罪论体系在以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为违法性全部内容所导致的缺陷,在违法性阶层扩张实质性判断内容(如该案判决中的“不存在什么应该视为危险的状况”[7])以限缩犯罪圈,遂成为必然选择。

(二)污染环境罪属于行为犯还有如下理由:

阶层化犯罪论体系的实质性变化、微害不起诉/缓起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亲告罪制度的发展等让犯罪圈的限缩对实质违法性阶层所具有的过滤机制的直接依赖大大降低,但这种对违法性阶层过滤机制的“消极态度”并不是对限缩犯罪圈的反动,刑法谦抑性并未根本性地动摇。较为典型的是我国刑法总则第22条、第23条分别规定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在刑法分则个罪未列举式地明确犯罪预备和未遂的处罚时,司法实践中个罪的预备和未遂并非都是原则上作处罚。相反地,个罪的预备和未遂呈现出限制性处罚态势,其中刑法总则第22条、第23条划定的范围与第13条“但书”确定的范围之间的差额就是实际的处罚范围(包括部分通过司法解释等明确的)。此外,如后文所述我国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在表述上包含的积极侧面,也削弱了刑法的谦抑性。但是,我国刑法谦抑性所具有的这些瑕疵,并不会根本性地否定谦抑性本身的存在,在刑法谦抑性的表达上我国刑法有着自身的“特色”。

1、符合立法趋势

我国环境犯罪的惩处重在谦抑性而非早期化

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纵观近几年刑事立法,会发现刑法的触角不断前移。行为犯、抽象的危险犯不断增多。最为典型的便是醉酒驾驶入刑,这体现出立法者由结果无价值论向行为无价值论的思维转变。

就环境犯罪而言,剔除较少体现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过失犯罪,再排除受刑法谦抑性节制十分明显的“情节”、“数量”、“结果”等罪名,将只剩下污染环境罪、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7个罪名。同时,考虑到2003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6条、第7条等以“数额”对破坏性采矿罪中的“矿产资源严重破坏”进行了限制解释,因此,真正需要分析是否体现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是剩下的6个罪名。

2、打击环境污染刑事犯罪的现实需要

第一,污染环境罪对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持相对谨慎的立场。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污染环境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8]但《修》之后部分学者主张“本罪的责任形式为故意”,[9]甚至有学者主张该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与过失说”。[10]不可否认,污染环境罪经过《修》修改后,“严重污染环境”及《环境污染刑事解释》在强化“结果无价值”的同时,扩张了对“行为无价值”的刑法管制。如果据此认为污染环境罪已经舍弃了刑法谦抑主义走向了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则无疑陷入了误区。虽然《修》前后的污染环境罪(之前名称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保护法益都是环境法益,但修订前的环境法益对与环境污染存在因果关系的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具有依附性,因为原条文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是该类污染型环境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显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是对“结果无价值”的强调。修订后的环境法益保护形式上取消了对环境污染具有因果关系的财产法益或人身法益的依附,这似乎有使该罪走向“行为无价值”的境地。其实,将污染环境罪法条简化为“违反……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后,不难发现“严重污染环境”既可以是一种结果,是违规行为、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结果,类似于原法条中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也可以是一种行为状态或行为属性,是违规行为、排放/倾倒/处置行为危害环境法益的属性表现。在《环境污染刑事解释》第1条对“严重污染环境”14种情形的列举中,除第14项是兜底性规定外,其余13项既有属于结果型的情形,又有属于行为型的情形(如在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倾倒有毒物质),且前者的数量远多于后者。因此,变动后的污染环境罪在入罪上不是以“行为无价值”代替了“结果无价值”,也不是在“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上等量齐观,在“结果无价值”基础上对“行为无价值”进行了必要的照顾才是我国刑法的准确立场。即污染环境罪在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上相当谨慎,而《环境污染刑事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系列量化规定,不是对“但书”规定的妥协,而是对“但书”规定的实质性遵循,这有力地贯彻了刑法的谦抑主义。类似地,德国刑法在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上相当谨慎,因为法益保护原则的功能在危险犯的情况下有其极限,Wohlers、Hefendehl等学者就一直强调“犯罪结构”对法益原则补充的必要性。[11]可见,类似于“本罪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草率。[12]同时,能够体现污染环境罪在法益保护早期化上相对谨慎的是对“删去了”的“土地、水体、大气”字样的说明。《修》“删去了”原第338条中“土地、水体、大气”字样,这被不少学者视为严密刑事法网的一大举措,[13]但同时期的立法说明特别强调:“《刑法修正案》删去了原来条文中规定的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即‘土地、水体、大气’,这只是文字修改,使条文更简练,实际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的对象,通常情况下仍然是土地、水体、大气。”[14]也就是说,尽管条文的上述变动的确能够扩大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但立法者对变动条文所作的“删去”解读只是形式上的,基于立法技术的简练需求所作的省略解读才是实质性的,立法者的这种谨慎态度很难说与刑法的谦抑性无关。此外,在《环境污染刑事解释》第10条关于“有毒物质”明细规定的情形下,司法实践对于“有毒物质”以及与之相当的“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危险废物”范围的确定十分谨慎,符合刑法谦抑主义的限缩解释立场。

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行为逐渐增多,而环境污染行为一般具有污染结果的缓释性,即污染行为与污染结果往往时间间隔较长,导致因果关系认定困难。如果将本罪界定为结果犯,可能会因为因果关系认定的困难而放纵犯罪。另一方面,环境污染行为通常涉及面广,污染结果一旦出现,将对环境和公众的人身、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某些危害结果甚至是难以逆转的。如果将本罪认定为结果犯会导致刑事打击过于滞后,不利于环境保护。

第二,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关系不大。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同污染环境罪一样属于污染型环境犯罪,该罪通常被视为入罪门槛较低的抽象危险犯,即只要对进口的固体废物进行非法“倾倒、堆放、处置”就成立犯罪。的确,该罪入罪的行为犯规定,易产生我国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误解,但是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同时期的立法说明,该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事实上,我国刑法对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的规定,更多的是纳入了相关国际条约内容以宣誓和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为了限制发达国家转移污染和保护发展中国家免受污染转移之害,1989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书巴塞尔公约》(以下简称:《巴塞尔公约》)在瑞士通过,它规定任何国家均享有禁止该公约所指危险废物自外国进入其领土或者在其领土内处置的“主权权利”。我国于1990年签署了《巴塞尔公约》,刑法对进口的固体废物的严格保护“表达了我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明确态度”。[15]况且1997年修订刑法时我国的法益理论在总体上尚处于欠发达时期,更遑论用以该理论为基础的法益保护的早期化理念来指导环境犯罪立法,而此后的刑法修订并未涉及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同时,《巴塞尔公约》限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与大陆法系国家基于法益理论对环境保护的严格化关系不大,因此,对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作法益保护早期化的解读明显欠缺正当的依据。至于部分学者批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存在仅处罚单向进口行为而不包括出口行为的不足问题,[16]明显忽视了该罪为保护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权利益的立法背景,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错误。

由以上信息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环境污染最是属于行为犯,此项规定是为了预防有些污染结果具有缓释性的特征,而且污染环境行为的涉及面是相当广的,只有将污染环境罪定为行为最才是符合立法趋势的,也才能达到更有效地维护环境的目的。

第三,针对野生动物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并非以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为基础。我国刑法第341条和第344条共规定了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等四个选择性罪名,它们是针对野生动物和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的犯罪,都属于破坏型环境犯罪。野生动物和珍贵植物是我国的稀缺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难以恢复性”的特点,在追求经济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上,对特定的野生动物和珍贵植物进行严格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即我国刑法第341条和第344条背后的依据是“维护生态平衡”、“维护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17]当法益理论在我国兴起之后,以法益理论“填充”第341条和第344条罪名的基础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且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之间具有兼容性,但据此颠倒逻辑主张刑法第341条和第344条以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为基础,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喧宾夺主”论调。另外,《修》第6条对于刑法第344条的修订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将“珍贵树木”扩大到国家重点保护的所有植物及其制品;二是将犯罪行为从“非法采伐、毁坏”增加到“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就前者而言,导致刑法保护对象扩大的直接原因是对“具有重要科研、生态价值的植物”的违法活动日益猖獗危及“维持自然界可持续发展”,[18]尽管此时我国的法益理论获得了重大发展,但将二者直接挂钩或以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作为修法时的解释基础似乎较为牵强。就后者而言,用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来解释此次入罪化的“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行为也很牵强,毕竟第341条早就将“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行为入罪化,如前文所述,它与环境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不具有直接的关系。

延伸阅读:

实际上,在环境犯罪上,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和精神化是一条消解法益之路,它超越了我国刑法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法益理论是近代以来刑法的支柱之一,是刑事立法的基础,保护法益更是刑法的直接任务之一,法益损害与否是有无刑事不法的标志,且不同法益会影响不法构成要件的效果和处罚的轻重。但是,如果将环境犯罪保护法益早期化和精神化,那么将导致环境法益的具体内容不是刑法关注的重点,行为是否造成了不确定范围的法益损害成了刑法关注的关键。这种法益的早期化、抽象化难免引发法益边界的漫无边际,消解法益概念也就成为了逻辑上的当然结论,而冲击刑法的谦抑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我国当前刑法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不足以让我们抛弃作为近代刑法支柱之一的法益概念,否则我国刑法在走向“万能”时也将堕入刑法终结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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